《资治通鉴 唐纪四十》记载：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为安禄山、安庆绪、史思明及史朝义四人父子立祠郑州股票配资，尊称为“四圣”，并请求出任宰相。唐代宗派遣内侍孙知古前往劝说，最终促使田承嗣拆毁祠堂。冬季十月甲辰日，朝廷加封田承嗣为同平章事，以表彰其功绩。
公元773年，田承嗣身为魏博节度使，特地为曾叛乱的安禄山父子及史思明父子四人建祠堂，称他们为“四圣”，更大胆请求担任宰相。唐代宗得知此事后，派遣内侍孙知古前去劝说，最终促使田承嗣拆毁祠堂，并加封其同平章事以示嘉奖。
此时，安禄山遇害已有17年，安庆绪被杀也过去14年，史思明之死12年，史朝义自尽10年，安史之乱已平息整整十年。这件事情看起来极为荒谬：一个叛将归顺后竟为叛乱领袖修建祠堂，朝廷不但默许，还亲自派人劝阻，最后封官奖赏以促使拆毁。那么，田承嗣究竟是何方神圣？
田承嗣是河北秦皇岛卢龙县人，家族世代为卢龙军裨校，隶属于幽州卢龙节度使管辖。安禄山则掌控范阳、平卢、河北三镇节度使，属其上级。田氏家族为传统军人世家，父子相继守卫边疆。
展开剩余80%田承嗣因镇守边境对抗外族屡建战功，官至武卫将军。安史之乱爆发后，他随安禄山在范阳起兵，南下攻取洛阳，安禄山令其驻守颍川（今河南禹州）。田承嗣进攻南阳，攻破太守鲁炅防线，鲁炅逃至襄阳，田继续攻打襄阳却未能攻克。
757年9月，唐军收复长安，10月夺回洛阳，安庆绪率叛军退守河北。田承嗣驻守颍川后方被唐军截断，遂率军投降唐朝。后又叛变，追随安庆绪，安庆绪被史思明所杀，田承嗣转而归顺史思明。
759年，史思明攻占洛阳，田承嗣随军作战，后任魏州刺史。760年，田承嗣率兵劫掠淮西。761年，史朝义杀死史思明，田承嗣随史朝义守河北任丘。随后，田承嗣率军4万迎战唐军仆固玚，遭遇惨败。史朝义亦败退。随后田承嗣、李宝臣、李怀仙、薛嵩等陆续投降唐军，史朝义孤立无援自缢身亡，首级被李怀仙献给唐军。田承嗣则将史朝义家眷送入仆固玚营中。
田承嗣是安禄山与史思明旧部，屡次背叛朝廷，为求自保甚至出卖史朝义。为何他会为安禄山、安庆绪、史思明、史朝义父子建立祠堂，尊为“四圣”呢？
首先，安禄山、史思明的影响力不容忽视。有人说他们在河北人心所向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安史叛军内部忠诚度极低，将领频繁投降反复无常，且叛军在河北多次屠城掠地，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，民间绝无所谓“圣人”之说。
实际上，建立祠堂、尊四人为四圣的是田承嗣及其安史旧部，非河北民众所为。安史叛军旧部在田承嗣、李宝臣、李怀仙、薛嵩等叛将统领下投降唐朝，几乎整支军队得以保留，很多将士曾随安禄山、史思明作战。
《新唐书·张弘靖传》记载：河朔旧将与士卒习惯于称呼安禄山、史思明为“二圣”，唐穆宗长庆年间（821—824年），张弘靖任卢龙节度使，为扭转这种风气，掘开安禄山墓穴毁棺，引发士卒不满。可见安禄山、史思明的影响力深植军中，传承数代，但在河北百姓间并无此说。
安禄山、史思明在军中影响力主要源于以下几点：其一，安禄山曾提拔众多将领，田承嗣便是从卢龙军裨校一步步晋升，借助安史之乱实现阶层跃升，怀有感激之情。其二，安史叛军数十万兵马及家属皆依赖安禄山、史思明供养，军队人员自然尊敬他们，视其为“圣人”。其三，安禄山、史思明积极塑造自身形象，军队纪律严明，适合树立领袖权威，时间一长，其形象深入人心。田承嗣建立祠堂，或借助其生前的宣传形象。
其次，田承嗣有明显私心。归顺唐朝后，他暗中招募亲兵，组建约一万人的衙兵队伍，形同私军，既不尽忠朝廷，也未履行臣子职责。
田承嗣以魏博节度使身份掌控地方，实则意图将职位私有化，借助安禄山、史思明影响力巩固自身军权，拉拢旧部，试探朝廷容忍度和军事实力，谋求割据河北。这种种举措皆为其私利考虑。
第三，宗教因素也发挥作用。安禄山是粟特胡人，史思明可能是突厥或粟特人。安史叛乱最高领导多为胡族，旗下将领也有沙陀、契丹、突厥、奚族、鲜卑等多族裔，形成多民族军队。
安禄山手下有曳落河、同罗精骑等胡人部队，管理胡族须借助宗教影响力。据荣新江教授研究，安禄山利用本族宗教袄教（拜火教）巩固统治，在范阳举行宗教祭祀，增强军心。
袄教源自中亚波斯及粟特人，信徒多为胡族，且对铁勒、稽胡等突厥语系民族有较大影响。袄教北魏时传入中国，华夏人中信仰者少，但胡人中极盛。安禄山利用宗教巩固对胡人部队的控制，这种影响力自然而然延续至河北旧军。
田承嗣麾下也有大量胡人，为了拉拢这部分军力，他便效仿安禄山为四圣建祠，借此巩固兵心，争取军队支持。
综上，田承嗣为“四圣”立祠，既有利用安禄山、史思明影响力以稳固军权的政治目的，也包含宗教上的考量，更是其私心的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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